杨云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对气候治理的影响
摘要：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表现强劲。气候变化成为方兴未艾的话题。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探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对气候治理的影响。首先，对21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气候政策定位进行类型学分析；其次，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后真相政治三个维度出发，对右翼民粹主义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姻进行理论解读；最后，指出绿色浪潮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对决，使欧洲未来的气候政治图景面临着加剧极化的挑战。结语指出，继移民问题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之后，气候变化成为欧洲社会新的冲突线，折射出欧洲各个方面深刻的分歧。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亦有可能成为弥合不同政党、不同欧洲国家之间分歧的一个桥梁，成为应对与瓦解右翼民粹主义的一支强大力量。
关键词：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气候变化；气候治理；后真相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在欧洲不断掀起波澜，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政党政治生态。在政治动荡的同时，欧洲愈来愈承受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18年的夏天，热浪炙烤着欧洲大陆，瑞典、希腊和葡萄牙森林大火肆虐；斯堪的纳维亚、苏格兰、爱尔兰、波罗的海、荷兰和德国的农作物歉收；莱茵河里的鱼窒息而亡，酷暑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这些变化使欧洲人深切体会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苦果。因而气候变化议题不断受到瞩目，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前几周里，一些欧盟国家，如德国和丹麦，选战主题发生了转移，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占据焦点。令人难以忽视和费解的是，以往将反移民、反欧盟、反建制作为政治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将气候变化作为攻击目标。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为最大的赢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气候变化、气候政策的定位是怎样的？如何从理论上探究解读右翼民粹主义和气候变化问题之间的联姻？绿色浪潮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对决，将给未来的欧洲气候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解答。
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气候政策定位
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表明民粹主义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的走向，有关民粹主义研究的文献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学界一般从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策略动员三个维度对民粹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卡茨·穆德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遵从摩尼教两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和对抗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这一概念强调了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抗性。卡农范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自身内容是很单薄的，难以单独存在，常常需要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元素与价值观糅合在一起，比如经典的左与右之间的分野，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
2019年2月，总部位于德国柏林，专注于气候、环境和发展的独立智库和公众政策咨询公司艾德菲（Adelphi）出版了一份题为《方便的真相：勾勒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气候议程》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填补了该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同时通过提供经验证据探究右翼民粹主义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的关联。在此报告中，两位作者以21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案例，通过搜集各政党官方在地方、国家以及欧洲议会层面中的竞选纲领，党的领导人或发言人的公开声明，新闻稿或新闻报道来源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勾勒出了当前欧洲力量最强大的21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气候议程的图谱。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看待气候科学以及它们对气候行动和合作的立场是什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气候变化科学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为拒绝、怀疑的态度。对人类行为引发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持怀疑态度，或者明确拒绝无可置疑的证据。这七个政党分别是奥地利自由党、丹麦人民党、爱沙尼亚的保守人民党、德国选择党、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瑞典民主党 。本小节以德国选择党（AfD）为个案展开论述，探讨该党对于气候议程的定位。
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创建于2013年4月，在2013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4.7%的支持率，虽没有越过5%的选举门槛，但对于一个成立不足六个月的新党，4.7%的支持率已是不俗的成绩。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获得7个议席，成为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中的成员。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选择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获得94个席位，正式成为德国政党体制中的一部分。在2019年5月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为 13%，赢得11个议席，位居第四。创建之初，德国选择党以反欧元、呼吁有序解散欧元区为主要的政治诉求，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德国选择党与“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 ）Pegida运动，全称为“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缘起于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以反伊斯兰为主要诉求。运动相结合，逐渐从原先意识形态相对温和的立场转向为更加保守极端，如反对财政赤字和同性婚姻，要求对移民和边界严加管控，并伴有排外情绪。
德国选择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持明确的拒绝与否定态度。在其政党纲领的第12章，明确地指出了选择党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只要地球存在，就会发生气候变化；气候保护政策是由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假设的气候模型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并非污染物，而是所有生命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试图证明，由人类过度排放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后果，所以他们使用一些计算机模拟，而这些模拟的陈述从未被证实过。”
“自从地球有气候以来，寒冷和温暖就交替出现，今天我们生活在温暖的时期，温度与中世纪和罗马的温暖时期相似……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模型无法解释这些气候变化。”
“在20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约0.8°C。然而，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气温并没有进一步上升，虽然二氧化碳排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和德国政府忽略了二氧化碳对植物生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食品供应的积极影响。”
德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阿拉德·勒许（Harald Lesch）证伪了选择党的气候应对声明。他指出，选择党断章取义，只选取了对自己有利的不完整的数据记录，因而它提出的气候保护建议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上，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并且人们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选择党断然拒绝气候变化科学，在此基础上，它反对气候议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选择党支持“保护环境”，但却否定“德国气候保护政策”“去碳化”“社会转型”的计划，声称不会为碳排放背负财务负担，并且不赞助气候保护组织。同时，强烈反对德国“可再生能源法案”。该法案自2000年引入，并于2014年重新启动，以规范和补贴德国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选择党认为这一政策损害了德国的竞争力，同时认为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只有通过所有大国的倡议协调才能解决。因此，德国选择党拒绝任何国家和欧洲的单方面行动。
第二种是漠不关己的态度，即对气候变化要么不抱任何立场，要么对这个问题毫不重视。这种对气候变化漠不关心，或者“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一方面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长期是以反移民为主要诉求的单一议题政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类政党一直强调民族国家，反对超国家主权机构的诉求相关。这11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分别是：捷克的自由与直接民主党、法国的国民联盟（2018年6月前名字为国民阵线）、希腊的金色黎明、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立陶宛的秩序与公正党、挪威进步党、比利时的弗莱芒利益党、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斯洛伐克的国家党、瑞士人民党。在这一类别中，本文以国民联盟为例展开论述。
国民联盟的领袖勒庞说：“我不是气候科学家，我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我无法衡量其影响到底有多大的比重。”她谴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其视为一项“共产主义项目”，并希望法国退出《巴黎协定》。
欧洲议会选举前夕，国民联盟新推出的年仅23岁的领导人菲利普·穆勒（Philippe Murer）在国民联盟的里昂大会上说，“尊重环境和生态对于国民联盟非常重要，党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应对污染，以保护法国的环境、民族独立和地缘政治”。国民联盟第一次涉足环保主义问题领域，就发起了“新生态”运动，包括反对国际气候协定以及推动核能，声称对于当前的环境挑战将提供现实的、爱国的回应。
国民联盟的两位议员提出了法国能源转型修正案，认为法国核能部门是安全记录的典范，它的专家培训、研究质量都享有国际声誉。法国绿党对国民联盟的这一立场表示惊讶，绿党指出法国核工业100%依赖进口铀，彻底摧毁了国民联盟能源独立论的观点。法国社会党也谴责国民联盟的虚伪，称其是为了选举而挪用了环保运动这一议题。
虽然世界各地的生态学家都支持对气候和环境问题采取协调、国际合作的方法，但国民联盟更青睐于用“国家模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该党认为，如果寄希望于从超国家决策中获得拯救措施，那将导致瘫痪。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合法性和行动手段对能源模式做出重大改变。在电视辩论中，勒庞指责欧盟推广的没有边界的模式是一种深刻的反生态模式，并提出她自己以国家为重的能源转型构想。2018年11月，因燃油税上调而引发的“黄马甲运动”席卷法国，马琳·勒庞第一时间对这一运动表示支持。
第三种类型是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并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世界造成的危险，但在实践层面中，较少采取行动或者几乎不采取行动。这种类型包括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匈牙利的青民盟、拉脱维亚的国民联盟。
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强调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并不断鼓励其他国家努力减少碳排放，但该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力很弱。
拉脱维亚的国民联盟党强烈支持对气候研究进行投入、投资清洁技术能源。它还突出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广泛威胁，例如极端天气事件、洪水和入侵植物物种的传播。该党还支持多边气候行动，说“气候变化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公民”，“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做出积极的改变”。确保能源独立是该党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增加拉脱维亚的能源独立性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整合关于气候和能源、经济和社会进程的研究，以实现2050年拉脱维亚零排放的目标。”但该党的这些呼吁仅停留在口头上，实践层面中所采取的气候行动微乎其微。
正统芬兰人党也是如此，其领导人称气候改变是现实，气候问题是真实的，但它们是全球面对的挑战。
二 、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变化联姻的理论解读
政党是气候变化政治的核心，因为政党竞争会影响政府气候政策的制定，不同的政党将气候变化问题与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形塑着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态度。相关研究证实了政党和党派理论与气候变化结果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气候政策定位与偏好，即使是同一政党，随着时间的变化，其气候政策偏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气候议程提出了挑战，因为右翼领导者和支持者往往是气候怀疑论者，并对气候行动持敌对态度。然而，在学理层面上，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变化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在梳理民粹主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右翼民粹主义与气候变化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与解读。
第一种为“结构主义路径”，借鉴了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指出在全球化和技术变迁中，特定群体在经济上落后，在政治上不断被边缘化。第二种为“意识形态路径”，侧重于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包含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两分，以及政党认同的流动性特征。这三个意识形态特征帮助解读右翼民粹主义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姻。第三种解释路径为“后真相政治”时代，当前政治文化中出现的这种“雄辩胜于事实”的风气，为右翼民粹主义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提供了土壤。
1.结构主义路径
结构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认为，现代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特定群体在快速变迁的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结构性的”这一词汇，尤其指男性、传统工业和制造业工人、低技能的白领就业者。在全球化、自动化和不断去工会化的过程中，这一部分特定人群的工作、收入以及广义上的经济安全保证，与其他人群相比，受到最大程度的侵蚀。
大量证据表明，在科技变迁和全球化过程中，在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空心化，以及中低技能的就业者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齐格蒙·鲍曼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开前往英国定居。深刻研究了全球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后果。他认为，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他人的本地化；有一些人变得更加自由，而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全球化似乎是作为一种不请自来的残酷命运而降临到自己身上。流动性在令人垂涎的价值观中跻身最高级别 ，因为移动的自由永远是一种稀缺且不均衡的商品，迅速成为后现代主要的社会分层因素。
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另一个部分是渐进的空间隔离，由此带来分离和排斥的后果。那些处于全球化顶尖层面、不断增加的域外精英，与越来越“本土化”的其他人之间的沟通几乎中断。而这是比贫困分化差距更为意义不同的一种区分，同时也是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中对建制派、对精英深刻不信任的根源所在。
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指出，许多支持英国独立党的选民聚集在昔日的制造业及采矿业中心，这些小城镇经历了撒切尔夫人时代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洗礼，演变为一座座工业废墟。地方居民成了“落后者”——被英国经济发展遗忘落下的一群人。作为金融业及金融、法律服务业的中心，伦敦大都市扮演着高科技孵化器角色的大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英国各老工业区的日子则越来越困窘。
在这样的背景中，那些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在传统的政治代表体系中，很难找到哪一个现存政党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工会力量变得越来越弱，主流政党越来越技术官僚化，倾向于照顾中等阶层选民的利益，采纳中右翼的政策议程，使得政党政治卡特尔化。这能够帮助解释为何民粹主义者在选举中放弃对主流政党的支持，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民粹主义政党，以此来表达对既定政治现实的深刻不满，以及对建制派的愤懑。
受技术变迁、全球化、去工会化影响最严重的一些部门，包括制造业、重工业和采矿业，尤其是传统的煤炭产业，是使用碳最为密集的部门。显而易见，这些传统产业部门中的群体认为气候政策对他们是非常重大的威胁。这在2018年11月末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清晰地彰显出来，民众认为马克龙征收的燃油税加重了自己的生活负担，加剧了自己的困境。气候变化则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新的反对元素。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前，法国国民联盟领袖马琳·勒庞认为，在不同大陆生产、消费、再加工产品的自由贸易模式，是严重反生态的。
无独有偶，德国选择党与气候变化科学共识背道而驰的观点，在德国农村地区颇受欢迎。该党将自己描绘成 “拯救柴油”的政党，这是大选前选择党海报上的口号，这样的海报在支持选择党的东部联邦州随处可见。选择党的欧洲议会选举纲领认为，因为政府、主流政党和欧盟认为内燃机是坏的和不合时宜的，因此数百万柴油司机被剥夺了工作。在勃兰登堡州的市镇费尔滕（Velten）,该党的发言人梅滕（Meuthen） 甚至说，布鲁塞尔所规定的“限制柴油”的政策，正在毁坏我们的汽车工业，甚至整个部门都会消失。
2.意识形态路径
意识形态的分析路径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三个不同的维度，可以解释它为何反对气候变化。第一个维度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保守性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容易对气候变化产生敌意。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气候变化是由那些倡导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政治精英提出来的，与民族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背道而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否定，因为它引入了反精英主义、反全球化和反对多边主义的因素。
气候变化是一个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诉求之一则是强调民族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的语境中，它们对欧洲一体化持否定态度，希望改变现存的欧盟制度设计。重回“民族国家”，摆脱超国家机构——欧盟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选民的最重要的话语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很难去支持一个由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提出来的气候变化与气候政策。许多民粹主义政党确实支持环境政策，但它们倾向于同意那些距离自己国家比较近的政策措施，如保护本国森林和当地农场。
作为一个整体，欧盟是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引起气候变化的世界第三大排放体，欧盟委员会在推动欧洲国家减少污染、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样的国际经济合作招致右翼民粹主义的怀疑。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共产主义项目”。英国独立党总裁法拉奇（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创建了脱欧党），将气候行动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和最愚蠢的集体性错误”。
第二个维度是“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简单的两分。这一观点认为，与其他主流政党不同，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稳固的政党认同，而是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因素，且推崇的是简单化的解决方式。简而言之，凡是政治精英所支持的，右翼民粹主义者都表示反对。在他们眼中，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不透明的问题，他们认为精英受到了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气候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拉拢腐蚀。
显而易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人类需要欧盟、联合国、北约这样的多边组织和框架机制。而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旦给气候变化贴上了“精英”的标签，就将气候变化视为反建制派的一部分，这就使问题变得尤为棘手。欧洲议会选举前夕，德国国内发生了对俄罗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无休止的纷争，德国环境部长舒尔茨（Svenja Schulze）推动征收碳税，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主导大选的主要议题。德国选择党发言人梅滕说，“我们不能愚蠢地接受这个碳税政策，政治家必须解决人民关心的首要问题”。
气候变化需要利他主义的思维，但如果气候变化被贴上了精英主义的标签，那么右翼民粹主义就会天然地和气候变化之间产生紧张关系。在欧洲议会选举前三周，选择党党魁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 ）在德国南部城市奥芬堡举行竞选活动，他声称，人类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清楚”。同时讥讽绿党的“堕落恐惧的行为”，然后他给听众勾勒了一幅耸人听闻的场景：很快就会有一个“美国化的欧洲，一个被风力涡轮机覆盖的去工业化的装置”，届时所有的德国国家认同标识都将被废除。
第三个维度是右翼民粹主义变动的政党认同。穆德（Cass Mudde）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从来不是单一议题的政党，对他们来说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问题，就好比是面包与黄油。几十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将自己作为反气候变化的政党，但是今天，当气候变化议题方兴未艾时，它们非常聪明地将其融入自己的框架之中。
当其他主题如移民失去了政治冲突的爆发力时，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欧洲社会新的分野和冲突线，随着各方寻求填补这一空白的问题，气候变化就像一条“红地毯”一样，适时地填补了空缺。
继欧元和难民危机之后，气候变化成为德国选择党采纳的第三大政治议题。选择党议题的转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与此前将移民和难民作为攻击的对象相比，目前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比前两年减少了很多，选择党需要寻找新的口号。选择党于2013年成立时，在其社交媒体上几乎没有提及气候变化，但在2017—2018年间气候变化被提及300多次，在2019年中达到900多次，且主要是对瑞典女中学生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发起的“未来的星期五”气候变化抗议活动的关注与抨击。
在2019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选择党的领袖说，欧洲议会正在准备为一个气候救援的意识形态摧毁数十万人的工作岗位。在2019年春季的芬兰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将气候变化作为自己竞选的中心议题，并且攻击主流政党在气候问题上的表现歇斯底里。
3.“后真相政治”路径
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是一种政治文化，亦是当今国际出现的一种新趋势。该词首次出现在1992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发表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文章中。
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真理和事实的尊重。人们发现，破坏信誉比维护信誉要容易得多。无论你的事实有多好，其他人都可以传播谣言，指责你的事实是假新闻。我们正进入一个认识论上的模糊和不确定的时期，这是我们从中世纪以来就没有经历过的。后现代主义要为后真相的政治文化负责。
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后真相政治变得尤为普遍。所谓“后真相”，是指忽视真相、不顾事实的委婉说法。后真相政治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反面，即“雄辩胜于事实”“意见重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人们把情感和感觉放在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沦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人物说谎，不再是为了瞒骗，而是为了巩固目标群众的偏见，换取共鸣与支持。此外，主流媒体的政治偏见、民众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体的报道，是造成后真相政治出现的主因。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这个词的使用率比2015年增长了2000％。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在气候变化和气候政治领域出现了后真相政治。其一是气候变化与政治分裂；其二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分野的基础上，气候变化否认者的后真相立场；其三是主权概念所面临的困境。
到21世纪，气候变化和全球化彻底重新形塑了主权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高和最终的统治权力存在于国家的地域性实体当中。新的主权主体，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气候政治政府间组织，已经重塑了以民族国家为主的主权。
而建立在后真相、后事实基础上的民粹主义者则试图保持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认为全球化的气候变化、气候议程危及到了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图解，即专属领土规则的原则如何限制了道德共同体的界限，阻碍主权、民主、公民身份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活动家卡尔斯滕·斯米德（Karlsten Smid）告诉《卫报》：“选择党正在利用联邦议院作为传播气候谎言的舞台。他们邀请假专家参加所谓的气候变化专题讨论会，通过社交媒体渠道为大众传播他们制作的断章取义的内容，从而在互联网上激起民众对气候变化的仇恨和愤怒。我们正在经历社交媒体和社会的权力转移。在短时间内，右翼民粹主义在气候问题上建立了自己反科学的庞大话语体系。”
三、气候正义vs右翼民粹主义：欧洲气候政治趋于极化
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倡导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绿党成为最大赢家，不容忽视的是，在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高歌猛进。
在德国，绿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上升了9.9%，达到20.7%，超越了社民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根据民调公司（Infratest）的分析，绿党从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各大政党吸取了超过一百万张选票。
匈牙利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得票遥遥领先，拿到该国选票的56%，比2014年增加了3.5%。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成为该国进入欧洲议会的最大政党，获得33.8%的支持率。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23.4%的得票率领先于马克龙的前进党（22.3%），成为此次选举中法国的最强势力；法国绿党以13.4%位居第三。
未来的欧洲，在民主、经济、地缘政治和气候变化方面，将长期存在冲突。和移民问题、经济平等问题一样，气候政策已成为更大鸿沟的一部分。气候变化议题折射出欧洲政党政治的深刻分歧，气候变化承载着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富裕的北欧国家和贫穷的南部国家之间的分歧；在人口代际的维度，气候变化也体现着年轻人与年老一代人之间的分歧；即使在德国内部，气候变化问题也凸显了东部德国与西部德国之间的分歧。
绿党和德国选择党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战，一端支持开放、多元、保护少数族裔、国际化；另一端则持右翼的、防卫的、保守的立场。反过来，这将影响德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使一些政治人物不愿意支持气候政策，因为这会危及他们在该地区所获得的支持。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德国选择党为东部德国人代言，反对逐步、彻底地废除煤电计划，坚持认为这将破坏该地区的经济，并导致失业。选择党阻止风力发电，认为风力涡轮机对蝙蝠、鸟类和昆虫构成威胁，并且会干扰当地社区的宁静。
欧洲政策中心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安妮卡·赫德伯格（Annika Hedberg）认为，当前欧洲许多国家在气候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必须面对更艰难的选择，这将影响到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德国在对可再生能源的部署等目标取得重大进展后，现在正努力应对更多难以改变的转变，例如逐步完全淘汰煤电，并减少该国经济和文化上重要的运输部门的排放量。向德国高速公路施加速度限制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对。
很多人不想改变自己的行为，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人们担心变化并担心他们必须做出牺牲，民粹主义者就不仅有机可乘，而且会取得富有成效的成绩。
赫德伯格说：“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向2050年过渡，就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且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转型……我们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让人们支持气候变化？”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考虑社会影响的气候政策可能引发严重的反弹。她表示深切的担忧：这场关于气候行动政治化的斗争也许才刚刚开始。
对于欧洲的中间派政党而言，绿党是朋友，而对于右翼民粹主义而言，绿党则是它们的头号敌人。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即政治光谱左、右两端力量势均力敌，势必导致欧洲未来气候政治更为极化。
迫于德国选择党的压力，德国政府于2016年11月4日批准的《2050年德国气候行动计划》中，煤炭问题一片空白。该计划对德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禁止露天开采煤矿只字未提，且规定2017年联邦大选结束后，取消对最低碳价的限制。从这项计划中可以看出，选择党作为反对德国能源政策转型的主要力量，其游说已经发挥了影响。在这样的压力下，短期内德国不可能有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措施。
2019年9月1日，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地方选举中，德国选择党都获得长足发展，一举成为第二大党。在萨克森州，选择党得票率达到27.5%，是2014年得票率的3倍。萨克森州历来是基民盟的“票仓”，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32%。自1990年以来，社民党在勃兰登堡州选举中一直保持不败战绩，但这一次社民党在该州的得票率为27.2%，而选择党则为22.8%，与四年前相比翻了一番。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德国分析家柯特（Karl-Rudolf Korte）表示，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东部政治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选择党在两州支持率大幅增加，一方面是德国东部地区反对政府现行移民政策的情绪较高；另一方面是政府决定2038年前逐步关闭所有煤电厂，触及当地不少煤矿工人的利益。
在欧盟层面，气候政策也成为撕裂欧盟的一条分水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承诺在其任职的头100天之内提出一项欧洲绿色协议，可见气候政策已经提上欧盟政治议程的首位。但现实是，要实现新的、更大胆的目标将是非常棘手的，原因在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情况并不平衡。由于受到气候抗议的打击，并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感到震惊，许多西欧国家希望在21世纪中叶之前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中东欧成员则更担心这些政策将带来的经济损失与影响。这使得夹在中间的德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2019年5月9日，在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举行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比利时、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这八个国家呼吁欧盟“最迟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零。而意大利、波兰则拒绝这一倡议。德国选择党否认是人类行为引发了气候变化。这一立场导致在2014—2018年欧洲议会期间，选择党对所有经过分析与论证的欧盟气候与能源政策提案均投了反对票。
在波兰，执政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律和公正党（PIS）成为寻求在2040年后保护煤炭的主要力量。几十年来，燃烧硬煤和褐煤一直是波兰自给自足的基础。在波兰的能源组合中，煤炭占比近80％。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Andrzej Duda）在2018卡托维兹（Katowice）举行的气候谈判中说，“我们拥有200年的煤炭总量”。这凸显了波兰坚决反对放弃煤炭的态度。波兰能源基础设施顾问彼得·纳姆斯基（PiotrNaimski）在2019年7月表示，“波兰拥有煤炭，而煤炭一直并将继续是我们国家能源安全的主要支柱之一。政府将在2040年前及以后将其纳入波兰的能源结构中”。显而易见，冯德莱恩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劲挑战，她的气候承诺要变为现实，远非易事。
四、结语
德国绿党领导人贝尔伯克（Baerbock）认为，绿党能否成为一支更大的力量，必须让选民相信气候政策不是专属于社会精英，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伴随着移民问题的逐渐消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绿色自由和民粹主义之间斗争的新领域。气候问题折射出欧洲各方面存在的多样性与巨大差异，这是硬币的一面；在硬币的另一面，气候变化亦有希望成为一个弥合不同党派、不同民族国家，凝聚气候共识的桥梁。因为绿色理念从一开始就属于全部的欧洲人，无法在一国内解决环境问题。
主流政党关于气候变化的叙事方式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框架和包容性的叙事，以激励公民并且赋予他们更多的想象力。气候政策必须是全面的、多部门相互合作的，需要更具有创造性，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需要在公平、公正和有计划地向可持续性过渡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气候政策。”不能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来拯救气候，这两件事情需要齐头并进。
气候变化从不是一个单一议题，它关乎社会中的平等、正义与财富的再分配。它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一项伟大工程和事业。气候变化受到全球民粹主义的威胁，唯有包容、对话才能真正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挑战。与此同时，今天的欧洲表现出令人欣喜的一面，越来越多的欧洲年轻人投身到保护气候的运动中，以捍卫欧洲的未来。这如同一股清流，让人们看到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希望所在。
杨云珍，1971年生，博士，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